數字經濟與新質生產力之間關系緊密，數字經濟是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抓手，正從多個層面推進新質生產力的蓬勃發展。近年來我國數字經濟在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數據價值化、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數字化治理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大而不強、快而不優、體制機制不暢等問題。建議以改革為抓手，建立創新引領、數據賦能、監管科學、兼顧效率和公平的數字經濟基礎制度體系，破除發展數字經濟的體制障礙，全面暢通數字經濟助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機制和路徑。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第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是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這一論斷不僅凸顯了新質生產力的核心地位，也為我國經濟發展指明了方向。此前，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次集體學習時明確指出，“發展數字經濟是把握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新機遇的戰略選擇”，作出要“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的重要指示。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加快構建促進數字經濟發展體制機制，完善促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政策體系。”

數字經濟與新質生產力之間的緊密聯系，已經成為當代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顯著特征。數字經濟不僅重塑了傳統的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模式，更為培育新質生產力提供了強大的動力和廣闊的空間，正成為推動經濟增長、提升社會生產力水平的關鍵力量。把握數字經濟的發展機遇，對于發展新質生產力、實現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戰略影響。

數字經濟與新質生產力的關系

新質生產力代表著生產力的新階段，它超越了傳統經濟增長的邊界，強調技術創新、生產效率的提升和高質量的發展目標。新質生產力的形成和發展依賴于技術革命性的突破、生產要素的創新性配置和產業的深度轉型升級。它以勞動者的技能提升、勞動資料的現代化和勞動對象的高級化為基礎，致力于通過全要素生產率的顯著提升，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數字經濟指以數字化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互聯網和其他數字網絡平臺為主要活動空間，通過數字技術的應用來驅動經濟活動和增長的經濟模式。它涵蓋了從數字化的生產制造到在線服務和電子商務，再到云計算、大數據分析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術應用的廣泛經濟領域。數字經濟的發展不僅促進了信息和資源的高效流動，也極大地增強了經濟系統的創新能力和競爭力。

發展數字經濟是培育新質生產力的重要抓手。新質生產力的關鍵在于“新”和“質”，即創新和高質量。其中，創新包含了技術的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的創新配置以及全要素生產率的大幅提升。而高質量發展，則包括了產業的深度轉型升級、可持續發展、綠色發展和普惠發展。當前，新一輪技術革命突破的重點是數字技術，由算法、算力和數據的進步共同推動的人工智能技術正在代替人類腦力勞動，參與創新研究和知識生產。數據要素和其他要素重新組合，能夠在生產、流通、消費和分配等社會生產全過程中發揮倍增效應，有助于降本提質增效和促進創新。傳統產業通過數字化轉型，實現了智能化、綠色化和高端化。平臺作為一種新型組織方式，不僅滿足了消費者日益增長的個性化和多樣化需求，還在促進數據驅動的個性化、智能化生產和服務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有效地匹配了供給和需求。

數字經濟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機理

通過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的綜合利用，協同推進科技創新。數字經濟時代，科技創新成為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的首要動力。在這一過程中，數據要素與人工智能、云計算等數字技術相結合，顯著提升了科研效率和創新質量。數據要素的深度挖掘和應用，不僅加速了科研進程，降低了研發成本，還促進了算法的優化和機器學習等技術的進步，推動了從理論研究到技術實踐的快速轉化。與此同時，數字經濟的發展還促進了不同領域、不同行業間的交叉融合和創新合作，為新質生產力的培育提供了更加開放和協同的創新生態環境。這種跨界合作在拓寬創新視野和路徑的同時，還加速了新技術、新產品和新模式的推廣應用，為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持續的創新動力。例如，通過海量數據和巨大算力訓練出來的以GPT大模型為代表的生成式AI技術，使得機器具備了和人類相似的創造力，人類社會從此可以通過機器來生產和創造新知識，顛覆了傳統的知識生產方式。此外，AI在基礎研究中也日益發揮重大價值，典型的案例是AlphaFold解決了蛋白質折疊和三維結構的預測問題，以及DeePMD-kit解決了如何處理大規模第一性原理精度的分子動力學問題。這些案例預示著“人工智能驅動的科學研究”（AI for Science）將成為未來創新的重要模式。

通過優化生產過程中要素的配置組合，推動企業和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具體來看，數字技術使得信息的收集、處理和分析變得更加高效，有助于生產要素尤其是數據要素在更廣泛領域內的流動和優化配置。在企業層面，企業能夠通過數字技術與傳統生產要素（如土地、勞動力、資本）以及數據要素的深度融合，實現了生產過程投入各要素量的比例合理化，減少浪費，節約生產資料；通過智能化的決策支持系統更準確地預測市場需求，合理安排生產和供應鏈，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通過大數據刻畫出更復雜、更完整的客戶畫像，從而有針對性地提供更準確的定制產品和服務，提升生產效率，進而又帶動企業進行更高的投資，生成更高質量的數據，形成“數據正反饋”；通過大數據和田野實驗進行生產過程優化、產品改進和新產品的開發與測試。在產業層面上，數據驅動的決策使得資源在不同企業和部門間更加科學地流動和協調，有助于促進產業鏈協同；大數據技術與企業的數字化改革推動了企業之間的信息共享，這將進一步提高企業間的協同創新能力，深化產業分工，幫助產業鏈上下游整合，從而形成以大數據平臺為基礎的完整統一的產業生態系統；此外，數字化轉型也促進了生產方式的創新，一些產業已經實現了從規模化、標準化生產轉向個性化、智能化生產。

通過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加速產業轉型升級。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發展新質生產力不是要忽視、放棄傳統產業”，高質量發展的核心是以科技創新，尤其是充分發揮數字技術與數據要素的作用，推動產業創新與轉型升級。當前，我國大力推動的“數據要素×”行動，就是將數據要素與傳統要素優化組合，發揮我國的超大市場規模優勢、海量數據優勢和豐富應用場景優勢，充分實現數據要素的倍增效應，推動傳統產業的數字化轉型升級，培育和促進智能制造業、智慧農業、智能零售、智慧物流、金融科技、智慧醫療等新型產業發展，催生新產業和新模式，培育經濟發展新動能，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例如，智慧農業利用現代數字技術，如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對農業生產的各個環節進行實時監控和管理，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降低了資源消耗、保障了農產品質量安全，從而促進了農業可持續發展，實現農業現代化。

通過創新組織方式優化資源配置，賦能實體經濟發展。自科斯以來，經濟學界常將企業和市場視為資源配置的兩種對立方式，而平臺作為數字經濟背景下新出現的組織形式，卻同時兼具兩者屬性：既在作用上扮演市場角色，促進人們交互與交易，又在運營上扮演企業角色，追求利潤與擴張。當前，平臺經濟已經展現出其優化生產生活方式，推動高質量發展以及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巨大潛能。首先，平臺能夠降低交易成本，暢通經濟中的消費和流通等環節，提高經濟運行效率。其次，平臺能夠利用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助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平臺經濟的發展增加了市場的深度和廣度，能夠通過交叉網絡效應使得需求方和供給方的聯系更加密切，進而促進了市場競爭、優化產品供給，并推動供給側現代化產業體系形成。此外，平臺經濟能夠促進實體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助力實體經濟數字化轉型，保障全產業鏈穩定發展，提升實體經濟的全要素生產率，實現多主體共享數字紅利。值得一提的是，平臺組織的靈活性還催生了零工經濟這一新型就業形態，為我國廣大勞動者提供了額外的就業渠道和更多的就業機會。

通過推動生產關系和經濟體制的變革，促進新質生產力發展。一方面，數字經濟催生了平臺經濟、DAO（去中心化自治組織）等新型組織形式，改變了傳統的管理和權力結構；另一方面，它也促進了資源的高效配置和價值的快速創造，改變了生產和分配的方式，促進了經濟的多元化和靈活性。與此同時，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的應用還使得生產過程更加透明化，有助于根據生產力的發展水平調整和優化生產關系，保障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良性互動。此外，數字技術和數據要素的迅速發展與應用，還促使政府從經驗型決策轉向依賴數據分析的“數據驅動型決策”，提升了政府決策的科學性、精準性、智能性和時效性，并全面提升了政府在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治理、公共服務、生態環境等領域的履職能力，形成“用數據對話、用數據決策、用數據服務、用數據創新”的現代化治理模式。

數字經濟通過上述機制促進了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推動了經濟社會向更高質量、更高效率、更加公平和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隨著5G、物聯網、人工智能等技術的持續進步和應用，數字經濟將進一步拓展其邊界，為新質生產力的培育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提供更為強大的支撐。這也要求我們不僅要加強技術創新和應用推廣，還需要加快推進制度創新與國際合作，共同構建一個開放、包容、共贏的數字經濟新秩序。

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成就與不足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發展數字經濟，深入實施網絡強國戰略、國家大數據戰略，加快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推動數字經濟蓬勃發展。得益于“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發展模式優勢、巨大的市場規模優勢與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我國數字經濟發展成果舉世矚目：近年來數字經濟總體規模穩步增長，在產業數字化、數字產業化、數據價值化、數字經濟基礎設施建設、數字化治理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誕生了一批全球領先的頭部數字企業，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引領支撐作用日益凸顯，為新質生產力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

具體而言，在產業數字化方面，數字技術與應用創新加快向工業、交通、教育等領域拓展深化。“5G+工業互聯網”加速賦能實體經濟發展，制造業向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轉型。線上線下企業進一步融合發展，截至2022年底，全國工業企業關鍵工序數控化率達58.6%，數字化研發設計工具普及率達77%，企業數字化轉型動力明顯增強。在數字產業化方面，2022年我國數字產業化規模達到9.2萬億元。互聯網新業態新模式、新場景新應用融合發展。截至2022年12月，我國短視頻用戶規模已達10.12億，線上辦公用戶規模達5.4億，互聯網醫療用戶規模達3.63億，數字消費活力和數字經濟新動能持續釋放。在數據要素價值化方面，2022年我國大數據產業規模達1.57萬億元，且數據要素逐步在傳統產業中發揮越來越重要價值。在數字基礎設施方面，我國已經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光纖和移動寬帶網絡，移動網絡保持5G建設全球領先；2022年，全國行政村歷史性的實現了“村村通寬帶”；“東數西算”工程也已全面啟動并加速推進。在數字化治理方面，我國各級政府機構數字化服務能力大幅提升，2022聯合國電子政務調查報告顯示，2022年中國的在線服務指數為0.8876，屬于“非常高水平”，繼續保持全球領先。與此同時，我國的治理體系也在轉型升級，態勢感知、科學決策、風險防范和應急響應能力等都有明顯提升，推動國家治理向更加精細、數據驅動的方向轉變。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我國數字經濟發展還存在大而不強、快而不優等問題。一是關鍵領域創新能力不足，在操作系統、工業軟件、基礎材料等領域，技術研發和工藝制造水平落后于國際先進水平。二是數據價值尚未充分發揮，數據要素的開發、流通、利用仍然存在大量困難，賦能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潛能有待釋放。三是2020年到2022年對大型平臺企業的規范整治導致以平臺為代表的數字經濟的經濟主體信心不足，創新發展活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壓制。四是傳統產業和中小企業等數字化轉型滯后，數字基礎設施建設、醫療、教育、出行等大量應用場景的數字化服務仍然掌握在政府部門手中，各類經濟主體的參與度仍然較低。五是“數字鴻溝”亟待彌合，不同行業、不同區域、不同群體的數字化基礎不同，發展差異明顯，甚至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從體制機制層面看，主要存在五方面問題阻礙數字經濟發展。一是數字技術創新體系尚不完善，關鍵學科建設和創新人才培養相對滯后，前沿數字技術轉化為商業應用比例仍然較低，現有的產學研協同創新模式與收益分配機制難以滿足產業創新、科技研發和數字化轉型升級的需求。二是數據要素市場建設相對滯后，數據的產權分置、安全可信流通以及高質量供給等方面還存在諸多瓶頸，數據要素價值的充分發揮受到制約。三是數字經濟監管體系有待完善，傳統監管體系難以適應具有高度不確定性和復雜性的數字經濟快速發展的需求，容易對平臺經濟等新業態新模式帶來負面沖擊。四是可持續的發展動力體系尚待構建，政府部門和平臺企業在引領產業發展和創造就業中的作用還有待進一步發揮，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等經濟主體的信心及創新活力仍需進一步激發。五是“數字鴻溝”問題亟待解決，數字化技能的普及不均衡、新型就業形態的勞動者權益保護問題以及數字社會的適老化改造等方面都面臨嚴峻的挑戰。

更好發展數字經濟培育新質生產力的對策建議

第一，構建更加高效的數字技術創新體系。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加強關鍵學科建設，提高創新人才待遇。改革產學研協同創新模式與機制，鼓勵行業性龍頭企業、高校和科研院所針對產業創新、科技研發和數字化轉型升級開展聯合創新，突出轉化應用導向，構建激勵相容的產學研成果轉化和利益分配機制。完善科技產業領域的市場機制，為新技術應用的供需對接打造開放和公平的市場環境。

第二，建立促進數據高效流通使用、賦能實體經濟的數據要素制度體系。推動數據基礎設施建設，保障數據的安全可信流通。加快落實數據產權分置制度的落地和推廣，健全數據要素各參與方合法權益保護，強化數據的高質量供給。培育數據生產、流通、應用等環節優質企業，構建多層次數據交易流通體系。以公共數據和行業數據為引領，探索數據開放利用新模式。建立與數據要素價值和貢獻相適應的收益分配機制，激活數據要素經濟主體積極性。

第三，建立法治化、科學化、常態化的數字經濟監管體系。創新監管理念，以鼓勵創新、包容審慎、法治化和科學化為原則，改革數字經濟監管體系。加快數字經濟領域的“綠燈”投資制度建設，明確資本“紅綠燈”，為企業家提供良好的政策環境和穩定的政策預期。充分利用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新型數字技術，優化監管流程、提升監管效率。

第四，構建以市場為主體的可持續發展動力體系。向市場開放數字教育、數字醫療、數字政務、智慧城市等更多數字化應用場景。鼓勵平臺企業在引領發展、創造就業和國際競爭中發揮更重要作用。發揮大型平臺企業和行業龍頭企業的“頭雁效應”，推動產業互聯網發展，助力廣大中小企業加快數字化轉型。

第五，彌合“數字鴻溝”，促進全體人民共享數字經濟發展紅利。進一步推動傳統電商和新型電商進入農村和貧困地區，促進音視頻、線上線下零工經濟等新業態新模式在偏遠地區的普及。建立提高全民數字化技能的教育體系，推動對中低端人群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型數字工具進行就業的培訓工作。構建有利于新型就業形態發展的勞動者權益保護制度。為應對技術沖擊，構建更加合理的貧困救助、失業救濟和再就業培訓等制度，加強數字社會的適老化改造，保障全體人民共享數字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