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中國新城新區開發的版圖中，最火的莫過產業新城與特色小鎮了。
2015年，固安產業新城作為區域整體開發的成功案例，入選國家發改委ppp項目庫，由此大量社會資本開始超越單體項目開發，深入投入進新城新區的開發、運營、招商乃至公共服務和社會治理中，在城市開發和建設中扮演了更為重要的角色。
特色小鎮進入公共視野始于2014年，浙江云棲小鎮首次被提及，此后經發改委、住建部反復調研，2016年，浙江特色小鎮經驗開始在全國推廣，自此各地特色小鎮建設進入了高峰期。
在當下中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城市對新的空間的需求依然強烈，企業和人對生產和生活空間的改善與升級的需求也更加強烈，產業新城與特色小鎮因為具有明顯社會資本色彩為各地新區開發所追捧，因此，也就成為了中國新型城鎮化進程中具有標志性意義的空間形態。那么，在產業新城與特色小鎮共舞的時代，它們當如何支撐起中國城市的未來呢？
城市升級過程中的必然產物
眾所周知，中國剛剛經歷了30余年的快速城鎮化進程，尤其進入本世紀后，年均1%的城鎮化增長速率，使得中國城市的生長模式與歐美發達國家數百年形成的城市形態必然迥異。其中，最大的差別在于城市對空間需求的迫切程度。
因為人口從鄉村到城市如潮水般的涌入，土地，尤其是城市建成區的土地成為了中國城市最昂貴的資產。于是，城市的邊界迅速向外蔓延，吞噬著周邊一個又一個村莊。
一旦這種速度差積累到一定程度，城市就必然出現問題。比如大量“睡城”“鬼城”的出現，比如大量城中村的出現，剝開城市開發模式的表層，根源都來自生產力和消費力不足。
細分來看，“睡城”之所以被詬病，在于城市發展的風險過大：一旦中心城市住宅用地供給充足或周邊出現人居環境更好的空間，睡城的地上附著物就將淪為不良資產。而“鬼城”本身就意味著城市不良資產過多，城市的折舊和債務的壓力將會把“鬼城”拖成“死城”。隨著土地價格的迅增，城中村改造成本日益加大，成為財政的負擔，而一旦放任自流，城中村的未來就是貧民窟。
還有一個不易被察覺，卻已經深刻影響城市發展質量的因素是，城市建設用地與鄉村建設用地價格差距的過大，導致一旦鄉村建設用地轉變為城市建設用地，使得要素成本價格迅速攀升，本身抗風險能力就薄弱的鄉村第二、第三產業就隨著城市邊界的擴張而迅速被摧毀。
基于上述不難看出，新城的未老先衰和縣域（鄉村）的空心化已經成為粗放型土地城鎮化帶來的城市并發癥。如何精細化、科學化的開發運營城市建成區外的土地（新城、城市遠近郊），成為了中國城市不得不直面的難題。也正是因此，產業新城與特色小鎮應運而生，成為中國城鎮化進程中解決上述問題的主要探索路徑。
產業新城還是特色小鎮？
當然，產業新城與特色小鎮是兩種不同的空間概念，所解決的問題也不盡相同。
首先，規模不同決定了兩者在城市格局中扮演的角色并不相同。例如杭州的千島湖畔的啤酒小鎮，3平方公里的面積囊括了啤酒體驗館、千啤大街、啤酒花園、啤酒文化長廊等，足以形成啤酒文化的完整體驗。
顧名思義，與小鎮不同，產業新城規模則要大得多，其實際上是相對獨立于主城區，具備容納大規模城市移民的新城市。很多產業新城動輒數十乃至數百平方公里，規劃面積甚至遠遠大于中心城市建成區面積。
其次，產業構成不同決定了城市經濟格局中戰略地位的不同。特色小鎮以某個細分領域的特色產業為支柱，向產業鏈縱向上下游兩端延伸。比如浙江就明確提出，每個特色小鎮都要鎖定信息經濟、環保、旅游、慈善、金融、高端裝備等七大新產業以及茶葉、絲綢、黃酒、中藥、木雕、根雕、石刻等歷史經典產業中的一個產業，主攻最有基礎、最有優勢的特色產業的建設。
而產業新城基于空間、規模和人口的承載能力，決定了其產業結構不能單一，要具備多重支撐體系。比如固安產業新城目前已逐步構建了以航空航天、生物醫藥、文化創意、高端裝備制造、新材料、電子商務、節能環保等12大重點產業的產業平臺生態系統。
因為產業構成方式的不同，特色小鎮離無法脫離中心城市而獨立存在，其主要目的是分散中心城區功能，提升產業層級。
此外，產業塑造模式不同決定了兩者產業類別亦不盡相同。
基于產業構成方式的不同，產業新城的支撐體系往往鎖定在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的前瞻性產業以保持中長周期的競爭力。
盡管產業新城與特色小鎮的功能、角色、定位不盡相同，但其開發和運營的理念卻如出一脈：全要素生產率、消費結構與要素價格相平衡，新增生產力與消費力所需的空間與城市擴張的速度相對應，城市功能與要素稟賦相適應，即所謂眾所周知的產城融合。這是中國新型城鎮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對土地城鎮化歷史的糾偏。
